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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的人民大学，北京、上海、青岛和天津那几所国家最高级的学府，全部都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和林君汉思想的理论研究课程，党内也正在着手建立纯理论研究方面的党校，林淮唐不敢奢想中国社会党很快就能走出一条新路来，可至少也要培养出足够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家，最起码让中国社会党内部有足够的理论家来解释旧路。
这方面，和法国的合作也很重要。还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沦陷以后，布尔什维克的许多精英被转移到了远东地区，他们中不少人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专家，留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只是多了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到中国的人民大学来执教、搞研究，却能给国际共运留下更多的希望。
法国那边更不用说了，虽然中法合作的专家团里还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家的，所有专家都来自于和经济建设有关的领域。
但是在后续的合作里，林淮唐也希望法兰西公社可以派一些精通思想理论方面工作的专家过来，起码帮助中国那么多所刚刚开始建设起来的人民大学，把哲学相关的学科框架搭建起来。
法国近代在哲学方面的成就是不如德国，可比起英国和俄国还是有一定优势，法国社会党在战前也是第二国际里仅次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派，其中不少人只是由于时运不济声名不显，如今法国统一社会党已经成为法兰西公社的执政党，那么在这些人里未必就没有像列宁同志那样伟大的理论家。
具体在对待法国专家团的待遇问题上，林淮唐还是亲自和负责相关工作的林时爽嘱咐道：
“从我们来看，中法两国两党都是兄弟关系，革命先成功的国家帮助后来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里，起作用的是理想中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只是本来我们作为先革命成功的国家，理应帮助法国，问题是法国原来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一个第一流的强国，在科技和工业方面又确实大大强于我国，就造成现在的局面是后革命起来的法国反过来帮助我们。”
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前和之后，也是在欧战之前和之后，林淮唐经历了国际关系变化无常的风风雨雨，中国社会党人也早已谙练处理各种国家关系的外交原则和技巧。
在林淮唐看来，中法虽然是同志关系，但亲密程度可能尚不及中日两党关系，法国又是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即使是同盟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交往上也最好需要靠严格的法律条文加以规定和约束。
“具体对法国专家们的待遇，一定要用明确的白纸黑字确定下来，国际主义要得，但一般情况还是要按照规章办事。”
林时爽轻笑道：“在这方面，我看现在是法国专家的国际主义精神更强烈呐！君汉，这点你不要担心吃什么亏。”
林淮唐认真道：“我没有担心吃亏啊，只是更不想占人家的便宜。从客观上讲，出国工作人员领取双份工资应该是国际通行的惯例，本单位人员出国为他国工作，自然就需要得到对方的经济补偿。法国专家只按照中国专家的标准，领一份薪水，连出国津贴的补偿费用都是公社政府自己掏腰包。我很明白法国同志革命刚刚成功，这时候正是革命的乐天精神、国际精神最强烈的时候，所以各方面对中国让步、优惠都非常大，他们的领导层毕竟大多数都是国际纵队的出身嘛！可是以后呢？国际主义精神不会永远这么浓郁，我们现在就要把规章都白纸黑字确定下来，免得十年八年以后大家反因为这所琐事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败坏了国际共运的团结精神。”